严介和： 打破“空城”要让农民变市民(转载)
近年来，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城镇化建设大潮中，一些极端现象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：一方面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“地王”不断涌现，土地出让价不断刷新纪录；另一方面，鄂尔多斯、天津京津新城等地新区沦为“空城”，新城处处高楼林立,却鲜有人居住。“地王”与“空城”尽管只是为数不多的个案，但如此两极分化情况的同时出现，无疑为我们当前的城镇化建设敲响了警钟。
在我看来，造成“空城”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素质的问题，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，近功速效，盲目追求GDP，大搞形象工程，忽略了与之相关联的科学规划、政策保障等。另外，房地产商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，也是诱发“空城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然，追本溯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最终还要归咎于我们没有做好城镇化建设，没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。
城镇化成功与否关键在县域经济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绩。过去20年，我们的城市化进程，走出了欧美发达国家200年的历程，这让世界感叹。未来20年，举世瞩目的中国城镇化的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未来的全球经济有且只有两大引擎，一个是欧美的高科技产业，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。因此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，已成为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我常讲，中国的城镇化重在“镇”而非“城”。这里所说的重在“镇”指的是县域经济。有些人想当然的将城镇化的“镇”理解为传统概念的县城底下的乡或者镇，其实不然。“城镇化”所谓的“镇”，主要指那些经济相对苍白、落后的县域。其次，就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级市下面的直属镇，例如广东东莞下面的凤岗镇、麻涌镇等。还有一部分则是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下面的乡、镇，如江苏张家港市的杨舍镇、江阴市的璜土镇等。所以，城镇化建设万万不能搞“一刀切”，不能单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，而城镇化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县域经济。
对于城镇化建设，一些专家、学者老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说事，中国的城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能一样吗？发达国家城镇化的“镇”指的就是我们的乡镇。因为在发达国家往往都是省管县、县管市，他们的市即为我们的乡镇，而我们却是省管市、市管县，顺序完全颠倒了。在我看来，设立地级市纯粹是多此一举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将是大势所趋。
人的城镇化重在让农民变市民
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城镇化建设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，我十分赞同。我认为，若想实现人的城镇化，关键是要让农民变成市民。
构建人的城镇化，让农民变市民，首先是城市环境的打造，即完善市政、交通、水利及城市功能、城市公益等基础设施建设，要让城市环境变的“丰美而不丰满”。现在，许多城市倡导建设“卫生城市”、“园林城市”、“绿色城市”等，就是认识到了环境改造人的重要性。今年7月,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，这无疑给城镇化建设率先破题，同时也为广大基建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，激发了民企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。
其次，就是解决好土地问题。回顾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，每一次变革、升级都与土地密切相关。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分田到户，解放了生产力；2008年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，合田到户，优化了生产力。推进城镇化建设，让农民变成市民并充分享受改革红利，关键在于土地制度改革。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，不仅能让农民进城，同时也把农民原有的宅基地，自留地闲置出来，进行有效流转、盘活，真正实现平原退耕还田、山区退耕还林、草原退耕还草。如此一来，农业用地指标增加了，我们用新增的农业用地指标来换取城镇化建设的指标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城市化、城镇化、城乡一体化、产业集群化、三农现代化、祖国现代化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。过去我们的城市化建设主要围绕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城市来搞，忽略了占据国土面积近90%的四线城市即县域，致使我们的县域经济普遍不尽如人意，未来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将重点针对四线城市，要由过去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城市对四线城市的掠夺改为反哺、扶持。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,农业人口比重巨大，如果不能解决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问题，实现祖国现代化将成为一句空话。
顶层设计要有所为有所不为
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，因此，当务之急中央要从国家层面做好宏观的顶层设计。过去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多源于我们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。例如之前中铁的一系列问题，就是原铁道部政企不分,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,根本无法做到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。在城镇化过程中，有些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依靠“有形的手”来强势推进。“空城”的出现便与这些政府的“大包大揽”有着直接关系。若想实现城镇化，就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，监管和经营分开，政府应该多服务少干预，不能既当爹又当妈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。我们要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，凡是老百姓能做的，政府都要退出来，要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变得有形，手舞足蹈；要让政府这个有形的手变得无形，收敛、收敛、再收敛。
国家要抓大放小，不能面面俱到。对于那些非普遍性的地方问题，应交由地方政府调研考察，出台解决方案，真正做到“简政放权”。所以，关于城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，我的建议，中央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该设计的设计，不该设计的不要乱设计。
新型城镇化从传统服务业迈向现代服务业
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搞好了，土地问题解决了，农民进城了，下一步就是如何确保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？产业决定未来。改革开放30年，我们用工业化助推了城市化，未来30年，我们要走城镇化引领产业化的道路，通过城镇化来引领产业升级。
当前的城镇化建设被定义为“新型城镇化”。那么，“新型城镇化”新在什么地方？在我看来，就是改变传统消费、传统服务，从传统消费走向现代消费，从传统服务业迈向现代服务业。所谓从传统服务业迈向现代服务业，即从过去单一的餐饮、旅馆等服务业迈向多元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服务业。现在一谈到消费，就是逛商场，中国大妈买黄金、吃酒席等等，这样的消费层次太低了，我们要打造消费升级版，即面对高端人士、真正国际化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消费。因为，惟有消费升级，服务业提升，才能真正拉动内需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。
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，硬实力是地下资源，软实力是高等教育。因此，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中，我最看好教育产业。世界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，未来中国最大的产业是教育，伴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。为此，我预计用5年时间打造现代服务业的典范——“我的大学我的城”。
我相信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，必将引领新一轮“国退民进”、“简政放权”的改革大潮，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城镇化质量的不断提升，我们的现代服务业也必将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。
结尾：从计划经济的农业文明，历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工业文明，并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商业文明迈进，从短缺到过剩、从总量到质量、从制造到创造，中国经济可谓是经历了异常、超常，但最终走向了正常。城镇化发展过程同样如此。眼下，“地王”、“空城”这些阶段性的异常、超常现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否走出异常，超越超常，最终回归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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